10月14日惠誉发布报告称，由于新城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新城控股(601155)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选择停止参与评级，惠誉不再拥有充足的信息维持相关评级，故惠誉决定撤销两家公司评级。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这不是个例，有数据统计自2021年下半年至今，标普、惠誉和穆迪这三大国际评级机构至少撤销了约70家开发商的评级，其中就包括身为示范性房企的旭辉控股和新城发展。而这一举动的背景则是，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下调参评房企评级或展望高达250次，且被下调的对象除了已经出险的房企，也包括被列为示范企业的民营房企。

有兄dei跟力场君说，从评级下调到撤销，与其说是房企的博弈，不如说是房企开始学会自我保护，并在当下与评级“断舍离”。

话说虽然经历了中资房企集体抛弃、丢失了一大批客户，国际评级机构也失去了借助下调评级做空中国房地产的手腕，却也没挡住他们继续唱空。

近日惠誉就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整体指指点点了，它表示，中国最新出台的旨在稳定房地产行业、重振购房者信心的支持措施或不足以拉动购房需求；宽松的住房政策总体上带动了部分高线城市和国有房企实现小幅上涨，但只要购房者信心仍低迷，全国的新房销售额便很可能依然萎靡不振。具体来看，惠誉唱空的几个主要观点包括：

1、降低房贷利率，没用

自9月底以来加码出台的新举措，包括通过降低首套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以及在特定条件下减免征税等，推行范围有限且规模较小，无法改变市场对于开发商能否如期保质交房的担忧；惠誉强调，相对于房价而言，可节省的抵押贷款利息成本和税款支出无足轻重，因而对新房销售额产生的影响可能并不大。

2、继续降低房贷利率，银行承受不住

惠誉认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统计局的最新调查显示，在就业和家庭收入前景疲软的情况下，抵押贷款利率从经此轮下调后的水平进一步下调的政策空间有限，部分原因在于银行面临的净息差压力攀升。

3、中债信用增进，效果存在限度

惠誉认为，8月以来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多家未陷入财务困境的私营房企发行的新境内债提供担保，然而10月初一家近期出售此类由国企提供担保的境内债券的大型房企未能偿付其境外债券利息，这凸显了目前用以稳定房地产行业和恢复信心的措施存在一定的限度。

惠誉提到的这家反面典型，八成是旭辉控股集团，搞出这个例子，力场君也是觉得值得有关部门反思的。由此能够看出，借着这个反面典型，惠誉针对相关部门近一段时间相继出台的、利好于房地产市场的几项政策，几乎给出了全盘否定。

信用评级，是由亨利·瓦纳姆·普尔先生建立于1860年的商业模式，最初服务于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因蓬勃的铁路建设而崛起的债券市场。标准普尔的前身是普尔出版公司，率先开始提供金融信息和债券评级服务，后与标准统计公司于1941年合并成为专业的金融分析机构；惠誉的前身同样是一家出版公司，1924年开始转型信用评级，使用从AAA到D级的评级系统对工业证券进行评级。

上世纪60年代，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推动了资本的跨境流动，标普、惠誉、穆迪开始进军全球市场；1975年，上述三家公司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认可而被认定为“全国认定的评定组织”，即“NRSRO”。上世纪90年代，三大家开始将在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亚洲市场布局。标准普尔最早在1993年开始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惠誉和穆迪则分别在在2000年和2001年宣布进入中国市场。

三大家评级机构的历史作是有争议的，有分析认为在次贷危机期间，由于使用有误导性的评级方法助长次贷规模，后又在市场出险动荡的时候大规模下调相关债券的评级最终触发涟漪效应，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表现备受指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事后一度对三家评级机构提起诉讼，并指出：“穆迪投资者服务机构对高风险投资产品的评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

自2009年起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时期，三大评级机构先后对相关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连续下调，后来被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对于问题的解决没有帮助，而当前中资房企和中国房地产市场上面对的困境，似乎是十多年前的翻版。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经济学派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句话很有名：“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公司。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凭借信用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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