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响，许多打工者原先的工作受到了冲击，打零工成为他们在疫情期间的收入来源。而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零工经济如何从权宜之计变为长久之策?打工者认为需要更多技能傍身增加安全感，专家建议适度松绑社会保险与雇佣关系的关联、在疫情等特殊时期扩大失业保险的受益面。
健身教练去送外卖，商店小老板开起网约车，公司职员送快递……受疫情影响，许多打工者原先的工作受到了冲击，面临失业风险。此时，一份就业门槛相对较低、进出灵活自主的工作成为了他们在疫情期间稳定收入来源的重要保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这种新就业形态帮助很多外来务工人员解决了燃眉之急。
而随着平台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灵活就业已经不是单纯的打零工，而是一种新业态下的自主择业创业。7月15日，发改委等13个部门联合发文，明确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那么零工经济如何为打工者就业兜底?能否从疫情期间的权宜之计成为日后稳定收入的长久之策?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这份零工解了燃眉之急
河北人李师傅曾在北京丰台区某商场里经营一家鞋店。“每个月租金2万元，店员一个月工资5000元，实在是养不动了，开着就是亏本。” 李师傅告诉《工人日报》记者，疫情以来店铺生意一直不见起色，上个月终于狠下了心，把经营多年的店面退租了。
让李师傅庆幸的是，自己来北京打拼多年，有了车，三年前在平台注册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这份本来只是“闲时跑跑”的活计，没想到现在要靠它养家糊口。
“每个月不算油钱，能赚七八千元，够家里开支了。”李师傅告诉记者，很多一起做生意的朋友这段时间都开起了网约车，“暂时没有商机就只能做这个了，过段时间等等机会吧。”
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对于广东小伙梁超来说则更是解了燃眉之急。本来在广东做橱柜安装工的他春节前来到北京找朋友玩。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他一时没法返回广东，只能想办法在北京找工作。
“刚好我住的附近有个美团外卖的站点，我问了工资待遇，就去面试了。”面试第二天，梁超就正式上岗，一个星期后他已经基本熟练业务。“二三月份的时候，站里每天至少都能进来一两个新人。有的是餐馆里的服务员，有的是北京附近工厂的工人。”梁超回忆道。
“那种外卖箱子特别新、骑着锃亮新车的，一看都知道是新人。” 从业两年的外卖员程师傅告诉记者，疫情发生以后，他明显感觉街上的外卖员越来越多。
门槛较低，说干就干
“我就奔着这份工作来的。”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的外卖骑手白悦东直言，选择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就是看中了这份灵活工作的优势。
曾在建筑工地做技术员的白悦东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很多工地未能开工，他便开始关注那些门槛不高、又能快速上手的工作。“一套新的头盔、骑手服，再加上餐箱总共需要200元。再租一辆电动车，一个月也只需要600元。”白悦东说，这就是他入行的全部成本。
入职的第一天，站点安排了一名老师傅带他。师傅会先给他划出几个周边常去的商圈，让他去踩点，熟悉每个商铺的位置。第二天，白悦东就开始正式接单。
“疫情期间，小区有些门让进，有些门不让进，但手机导航里不会显示。”白悦东还记得接的第一单是送一份麻辣烫到一座写字楼，因为保安不让上去，耽误了一点时间。但在熟悉了片区的地理位置后，他已经能够合理地规划时间和路线，这个最大的困难很快就克服了，日送单量也从原来的7单上升30多单。
外卖员较为灵活的工作节奏也让白悦东感觉颇为自由。“送外卖干一单是一单的钱，没有做销售那样严格的绩效考核，工作压力也不是很大。”
记者了解到，在疫情发生后从事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中，很多人和白悦东一样，看中了这份工作的灵活性。由于零工的进入和退出成本都较低，许多劳动者在选择这份工作时，也做好了随时回到原工作岗位或者根据形势换另一份工作的准备。
零工经济促就业如何长久?
张曦4月份在灵活用工平台猪八戒网上线了自己的平面设计师服务。618电商大促期间，设计师、电商客服等职位需求量较大。一个月下来，宅在家里的她一共接到了3个服务订单，累计收入超过2万元。
“有才能到哪里都能发光。”在张曦看来，应对疫情，有一技之长就是最大的“安全感”，她也因此可以依靠这项技能宅在家里实现灵活就业。
有分析认为，对零工来说，零工经济与劳动者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直接相关，因此有技能傍身的劳动者更能在灵活用工平台实现长期就业。
白悦东表示，虽然现在从事外卖工作暂时解决了生计问题，但自己还年轻，还是期待有更多在工作中学习的机会，“有机会还是想把在建筑工地的技术提高提高。”
记者注意到，针对灵活就业人群亟须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一些灵活就业平台也开始出台相关措施。例如美团外卖平台开设了“骑手自强学堂”等贫困骑手学习专区，推出了不同类型的培训课程。
与此同时，虽然很多劳动者开始尝试灵活就业，但在传统观念中，打零工还是与工作不稳定、保障不牢靠相挂钩。如何解决劳动者在打零工时的后顾之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与社会保障学系主任孙守纪认为，以零工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就业受到就业形态复杂、劳动关系判定难和现行社保制度门槛设置等因素的制约，在获得社会保障权益方面存在很多困难，参保率较低。“灵活就业人员由于雇主不明确，社保相当于全部由个人承担，而他们的收入往往波动较大，存在断缴的可能性，也就无法按照社保累计年限的要求获得相应的权益，这也打击了部分劳动者的参保积极性。”孙守纪说。
孙守纪建议可以适度松绑社会保险与雇佣关系的关联，如探索多层次的失业保障制度，设立“失业救助金”，在疫情等特殊时期扩大失业保险的受益面。
在7月15日发改委等13个部门公布的《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中也指出，要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保费缴纳、薪酬等政策制度，明确平台企业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的相应责任，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报酬权、休息权和职业安全，明确参与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探索完善与个人职业发展相适应的医疗、教育等行业多点执业新模式。结合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支持建立灵活就业、“共享用工”服务平台，提供线上职业培训、灵活就业供需对接等就业服务。（记者：曲欣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