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樊锦诗向北大捐赠1000万，用以支持北大敦煌学研究”的新闻标题，我心里先是一阵温暖和敬佩，进而也闪过一丝惊讶：这位质朴的“敦煌女儿”，何来如此巨款？
樊锦诗先生哦，原来她捐出的，是2019和2020年获得的两笔奖金，还有自己多年的积蓄。这也不是她第一次捐赠了。工作时，她就每年捐1万元给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坚持了近三十年。2014年退休时，又把45万元公积金一次性捐出。探寻答案的过程，也是好奇慢慢转化为温暖和敬佩、温暖和敬佩越积越浓厚的过程。一个物质条件优渥的人，尚且不一定能做到如此长时间跨度、高额、彻底的捐赠，何况大半辈子都在清苦和寂寞中度过的樊锦诗？非心中无小我有大爱，不能如此。
“做人不能只为自己打算，这份奖金应该‘取之有道’，更要‘用之有道’，一定要使所得奖金用在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事业上。”这是樊锦诗的肺腑之言，但于我们看来，却也属实是自谦之语。身居大漠半个多世纪，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事业贡献毕生心血、作出突出贡献的她，担得起那些荣誉、褒奖，也配得上各种奖励、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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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高龄过80的她，本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名利，让晚年生活更加安逸舒适，但她没有，而是选择全部捐出，让奖金流向更需要的地方，去发挥更大的用处。这是一种超脱的价值观，更是一种崇高的人生观。
而如果稍微熟悉樊锦诗的事迹，了解她之前做过的那些让人动容的点点滴滴，你又会对她“捐赠1000万”的举动并不意外，只会再次赞叹一句：可以，这很“樊锦诗”。
那些事迹，包括她职业生涯中一些被反复提及的“名场面”，比如顶着北大毕业生的光环，远赴条件艰苦的敦煌莫高窟工作；耐得住工作环境恶劣、与丈夫分居19年，在敦煌一干就是40多年；带领团队开启构建“数字敦煌”，历经30多年探索，让敦煌文化与艺术走出洞窟、走向世界；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期间，从职工住宿条件，到食堂饭菜口味，她都要操心……
也包括她对于母校的赤子之心，对于文物保护人才培养的重视。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2020年，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以高分报考北大考古专业，引发热议。樊锦诗送给她口述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鼓励她“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
有趣的是，很多人是从这件事中，第一次知道樊锦诗，进而去了解她的故事的。这是一个外人走近樊锦诗的契机，也像一条纽带，开启了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与广阔社会更深层次的链接和共振。
一边，是樊锦诗正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是北大学子，还有更多在人生道路面前迷茫徘徊的年轻人，听从心中理想的召唤，获得了奋勇前行的力量；不仅让文保行业更接近一门“显学”，让文保从业者的生存现状更被看到、更具自我认同感，也让更多圈外人对于我国文保事业倾注更多关注，凝聚合力推动我国文保工作的发展进步。
另一边，是社会对樊锦诗奉献精神的肯定和褒扬。从《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入选“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到今年3月8日沪剧电影《敦煌女儿》上映，讲好樊锦诗的故事、弘扬“莫高窟人”精神，正如春风化雨，滋润亿万国人的心田，鼓舞更多人在价值观多元、个人选择丰富的当下，撇开喧嚣与浮华，去发掘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宝藏”。
2018年12月19日，获得“改革先锋”称号的樊锦诗在北京大学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上1963年，樊锦诗大学毕业，到莫高窟工作，到如今整整60年过去了。今天，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们的生活工作情状，乃至文保事业的开展局面，与樊锦诗刚参加工作时，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无可置疑的是，身处新时代，我们仍然需要樊锦诗，而且需要千千万万个“樊锦诗”。有理想、有信念，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一生做一事，一事终一生”式的孤勇，是完善个人人格应有的终身追求，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持续向上、永远向前的必备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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