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开年仅两月有余，已有多家银行高管层迎来人事变动。2月27日，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包括华夏银行、浙商银行、长沙银行、上海农商行、温州民商银行等多家银行高层人员发生职务变动，涉及董事长、副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等职位。在分析人士看来，在金融领域持续对外开放、国内金融改革持续推进等背景下，银行高管频繁变动在所难免，但在现有市场环境下，既要控制不良率又要保持运行活力，需要更有效的团队运行决策机制来平抑高管变动所带来的影响。

多家银行高管离任

开年已有多家银行高管辞任。据北京商报记者2月27日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包括华夏银行、浙商银行、九江银行、泸州银行等多家银行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离职。

例如，在2月初罗乾宜因工作原因辞任华夏银行副董事长不久后，华夏银行行长张健华也因工作变动辞去已有职务;而沈仁康因工作安排辞任浙商银行董事长一职一个月后，该行副行长吴建伟、行长助理盛宏清则因个人原因宣布请辞。

梳理离职原因发现，各家银行高管离任原因不尽相同。除因工作变动、个人原因离职外，也不乏有因年龄、身体、解聘等客观原因而辞职。例如，九江银行董事长刘羡庭因到龄退休辞任，而因解聘，潘明不再担任九江银行行长职务，继续保留副董事长一职;受个人身体健康原因影响，泸州银行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成安华辞去了现有职务。

“银行高管频繁变动有多方面的原因。”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分析指出，从动向看，主要还是体制内的流动。近年来金融领域持续对外开放，世界经济整体下行，国内金融改革持续推进，银行也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高管出现变动在所难免。在管理层频繁变动之下，考验银行制度的有效性，需要保持银行运营团队的稳定，避免高管及其团队流失造成的银行业务的流失或下滑，高管空缺期间也很考验银行内控机制的运行。在现在的市场环境下，既要控制不良率又要保持运行活力，需要更有效的团队运行决策机制来平抑高管变动所带来的影响。

在已有高管离职的情况下，空缺职位的职责该如何履行?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对于高管离职后的空缺职位，银行通常会有两种选择，要么暂时让职位较高的高管兼任，要么则是从内部选举或外聘人才接任。以华夏银行为例，张健华离职后，目前暂由董事长李民吉代为履行行长职责;而九江银行在解聘潘明行长职务的同时，董事会决定选举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肖璟接任该行行长，在监管核准前代为履行行长职责。

年轻化管理人才“补位”

在部分银行高管因不同原因“出走”的同时，亦有银行迎来了管理层“补位”。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开年至今，已有包括中信银行、长沙银行、天津银行、贵州银行、海南银行、张家口银行、上海农商行、紫金农商行、温州民商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迎来高管层换新，涉及职务包括董事长、行长、副行长。

以长沙银行为例，继去年11月朱玉国辞去该行董事长职务后，今年1月1日，长沙银行发布公告称，原行长赵小中升任该行董事长任职资格获批。9天后，该行又发布董事会决议公告宣布，行长职责仍暂由赵小中代为履行，并同意聘任吴四龙、杨敏佳、李兴双、李建英等人担任该行副行长。

简历显示，吴四龙、杨敏佳、李兴双、李建英均由长沙银行内部晋升产生，此前分别担任该行监事长、董事会秘书、首席信息官、工会主席等职务。而从年龄来看，除杨敏佳外，其余三位拟任副行长均为“70后”。

近年来，银行高管人员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从“补位”高管来看，大多均是“70后”，甚至不乏“80后”身影出现，例如，上海农商行副行长沈栋就出生于1980年。在廖鹤凯看来，这个行业的变革期就需要更多的“年轻人”进入管理层，促进银行机构的革新和新业务的开拓，以适应银行业在存量竞争的新时期精细化、特色化经营的需要，固有模式目前尚可维持，但长期难以为继，特别是房地产相关业务的大变革的背景下，银行转型过程中充满挑战，需要更多的新老配合，在稳定经营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整合资源、系统性的迈向新的发展方向。

谈及银行高管层变动对于银行的影响，廖鹤凯表示，高管频繁变动对于大型银行来说会出现战略方向选择和执行的问题，短期影响不大，中长期削弱业务竞争力。对于中小银行来说有利有弊，对于需要特色业务来赢得市场的中小银行来说，引入大型银行的高管可以带来完整的团队构架、风控方案、传统业务的扩展，但对于结合中小银行股东的实际情况开拓新的业务来说着实都是充满了挑战，不断推陈出新或许也是中小银行不断寻找自身定位的过程。弊端是过于频繁的高管变更不利于固有业务团队的稳定性，对于银行来说也面临不断整合团队的时间成本。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李海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