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上饱经风雨的电动车，每天保持“在线”10小时以上，日行100公里起步，这就是43岁的李军作为闪送员的工作日常。

“干我们这行，没有休息日，基本上只要是在北京不回老家，那就是一个字：干。”2021年是他北漂生涯的第十年，也是他从事闪送的第四年。刚开始，闪送员没有那么多，算法似乎也不是那么“聪明”：从家所在的东四环出发，好不容易赶到了远在西北六环的沙河，系统一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调配，又“任性”地把他跨调到了西南六环开外的良乡。虽然有些无奈，李军也只能接受指令，硬着头皮绕北京城“跑圈”。

后来，同行越来越多，算法更加智能，李军也有了自己专门负责的服务区。可是，长期在户外工作，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子依旧少不了。最初，家里人还会担心他的安全，怕他发生危险，时间久了，也就慢慢习惯了。对他而言，这份工作相对灵活自由，没有太多要求和约束，只要保持一定的跑单量，就能获得较为固定的收入。每天早出晚归的日子虽然辛劳，但一想到留守老家的父母和两个女儿，自己便感到无比充实。

这份工作，也让他咂摸出不少朴实真挚的人生味道。刚开始做闪送员时，正赶上夏日炎炎，一位客人让他等了很久，最终打了3遍电话才出来。正当他有些烦躁、差点发火时，对方从身后“变”出一瓶冰镇可乐，暖心地说了一句：这么热的天，师傅辛苦了。听到那句话，他心里的火气一下全没了。每天跑单，他要接触形形色色的人。而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还是好人更多。疫情期间，李军也在回馈着这些人间善意，尽己所能多作贡献。在疫情蔓延初期，他看到有一单挂了很久都没人接，因为地址是在医院，大家都比较紧张。后来，李军还是选择接了这单，也没有收对方要给的红包。他说：“就算是我作了一点点小贡献吧。”

不过，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由“外来务工人员”和“网约工”双重角色交织产生的新老问题，也让李军心底生出不少愧疚、忧虑与不安。家乡衡水离北京虽只有200多公里——他不到三天就能轻松跑足的“工作里程”，可是与亲人分别的这段距离，却让李军再难跑进小女儿的心里。自她6岁那年不得不回老家上学后，孩子的话就越来越少，甚至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喊过爸爸了。外出拼搏让李军无暇照顾家人，对父母和孩子都产生了亏欠感。

李军心里清楚：他与平台只是商业合作关系，并没有签订雇佣合同，也没有“五险一金”。长期在户外工作，发生交通事故等意外的几率相对较高，不幸出现工伤后会不会有维权难问题?一旦行业发展出现大变动，基本收入得不到保障后怎么办?自己已经40多岁，没有养老保险，年老之后又该怎么办?这些切实存在的问题，不时激起他对于未来的焦虑。

解决这些摆在眼前的困境和难题，成为他对于今年两会的最大期许：作为一名父亲，他希望国家的教育政策能对留守儿童多一些关注和扶持，让长期在外的他们少些牵挂，更加安心。作为一名劳动者，他也希望能够获得更加有兜底功能的劳动保障，让自己也可以拥有社保。

正如李军所说的，他只是“外出打工者中最平常的一位”。外卖员、送菜员、跑腿员、网约车司机……这几年，灵活用工等新就业形态发展渐成气候，相关从业者中，许多都是外出务工人员。据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9年，为共享经济提供服务的人数为7800万人，同比增长4%。人社部于2020年8月发布的新职业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显示，网约配送员的就业群体规模迅速增长，每天“跑在路上”的网约配送员已经达到百万级。

他们整日奔波穿梭，有如城市运行中必不可少的“毛细血管”。由于行业发展较快，相关劳动和社会保障仍不完善，许多人都面临着与李军类似的问题。对此，首先需要尽快规范外卖员、闪送员等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的用工关系，避免因此衍生的工伤认定难、缺乏假期保障、工作时长过长等关乎劳动者权益的问题。此外，也有必要加快推进社会保险对这些群体的覆盖。全国人大代表许小英就曾提议针对灵活用工等新就业形态特点，通过制度创新，制定能够切实保障劳动力权益的社保政策。

2021年，李军的愿望很简单：他希望自己可以每天多接单，一家人都平平安安。今年高考的大女儿能顺利考上北京的大学，与他们早日团聚。李军的目标，也是众多在外打工者朴素心愿的折射。